图书信息

　　书名英格兰主场告捷，主教练研究对策：

　　英国革命1688-1689（The English Revolution 1688-1689）

　　作者：

　　屈威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1876-1962）

　　译者：

　　宋晓东

　　出版信息：

　　商务印书馆2017年4月第一版

　　译者前言

　　《英国革命 1688-1689》（The English Revolution 1688-1689）的金宝博官网作者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屈威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1876-1962），该书共分八章，主要介绍的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光荣革命”。史学界公认，正是通过“光荣革命”，英国最终确立英格兰主场告捷，主教练研究对策了君主立宪制。因此，其在英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作为一名著名的辉格-自由主义史学家，屈威廉对光荣革命的解释基本上代表了现代英美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乔治·麦考利·屈威廉是二十世纪英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最为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出身名门，一生勤耕不辍，可谓著述等身，获得了无数的荣誉，从1927年起，他成为剑桥大学钦定的近代史讲座教授，因为其在史学方面的卓越成就，他还成为了英国功绩勋章的获得者，一生可谓备极荣宠。他的许多史学著作也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和推崇，我国著名学者钱端升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将屈威廉1926年出版的《英国史》（History of England）翻译成了中文，认为“屈勒味林的《英国史》一出版而最佳单本历史之誉便舍它莫属，”对屈威廉，钱端升则称之为“英史中之时者”，可谓推崇备至。

（乔治·麦考利·屈威廉 ）

　　屈威廉是十九世纪著名辉格派史学家、政治活动家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的外孙，从某种程度上也是麦考利史学传统和政治观点的继承者。自近代以来，英国的史学界就像政界一样存在着两大流派，托利-保守学派和辉格-自由学派，随着自由主义的迅猛发展，到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英国史学界，许多托利党的观点已经让位于辉格-自由党的观念。麦考利就是这一时期辉格党最出色的史学家和政治上的代言人，麦考利鼓吹自由主义，反对君主专制，反对陈腐的君权神授观念，但他也坚决地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思想。他在其历史著作中宣称，英国的全部经验表明，摒弃革命不仅是可能的也是适当的，他在1828年写道：“我们还不知道有一次绝对不能以及时的友好妥协来预防的革命。”他指出：“温和的让步可以纠正一切，调整一切，保持一切。”通过拿英国的历史和法国历史对比，麦考利更加确信，英国史是各国人民最优良的范例。他在1852年11月2日发表的议会演说中指出，英国在1848年之所以没有发生革命，英国人之所以拥护他们的政府，是因为：

　　“我们知道，我们的政府虽然不是个十全十美的政府，却是个好政府，它的弊病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和合法方式加以改正，它从来没有断然拒绝过正当的要求，我们得到了无比可贵的让步，其办法不是靠擂鼓，不是靠鸣钟，不是靠毁路筑障，不是靠奔向铁匠铺操刀拿枪，而只是依靠理智和舆论的力量。”基于这样的政治观点，1688年的“光荣革命”自然也就成为了麦考利竭力赞扬歌颂的历史事件，照恩格斯的话来说，“光荣革命”在麦考利笔下成了“世界上存在的最出色的事件。”

（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

　　作为麦考利的外孙，和二十世纪初英国学术界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屈威廉在很大程度继承、并且发展了麦考利的观点，在屈威廉的著作中，渐进的变革始终是他竭力赞颂的观点。他指出：“英格兰的议会不是哪一个人创造出来的，既不是西蒙也不是爱德华，它是逐渐长成的，而不是一朝造成的，英格兰人民因为具有健全的常识和善良的本性，一向都是喜欢委员制而厌恶独裁制，要选举而不要巷战，要谈话的酒馆而不要革命的法庭。”屈威廉和麦考利一样，也给与了“光荣革命”以极高的评价，认为“光荣革命不仅是我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因此，《英国革命 1688-1689》一书，虽然相较于屈威廉的其他许多大作显得篇幅较小，但却更加集中地体现了他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念。屈威廉将“光荣革命”称之为“历史上最具有英国特色的东西”，因为“它建立在明智、妥协和宽容的基础上。”（本书，第13页）

　　和麦考利一样，屈威廉对暴力色彩浓重的英国内战和法国大革命也采取了贬斥的态度。他指出：“这次革命（1688年光荣革命）值得赞赏的地方不在于歇斯底里的吼叫和骚动，而在于冷静、谨慎、智慧的悄声细语，这些胜过了那所有的喧闹声。”屈威廉认为，这次革命的真正“光荣”之所在，并不是为了保证革命的成功只使用了最低限度的暴力。而是在于，“这次革命的解决方法为后世的英格兰人民找到了一个避免使用暴力的办法。”（本书，第2页）

（1688年向荷兰奥伦治·威廉写信的“七贤臣”）

　　毫无疑问，麦考利和屈威廉的历史观点有其自身的阶级局限性。一味否认或贬低暴力革命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即使是在英国历史的发展中，也不尽符合历史事实。事实上，屈威廉自己在书中也承认，正是由于对再次爆发内战的恐惧，才迫使绝大多数英格兰人民，包括曾经势不两立的两大敌对政党联合起来完成了一次不流血的光荣革命。对此他引用了一句英国的古老谚语：被烧伤过的孩子害怕火。

　　不过屈威廉和麦考利对光荣革命的颂扬自然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纵观英国的发展道路，不得不承认，渐进的改革相较于暴力革命占据了主流。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英国的历史也较少血腥暴力的色彩。我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张君劢先生就曾经说过，学政治（学），要在英国，学哲学，要在德国。因为政治的要义就在于妥协，对立双方能够在必要时做出明智的让步。

　　近些年来，我国学术界对英国这种和平渐变的发展模式也给予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和肯定。和平改革相较于暴力革命毕竟会少付出许多代价，人民也不必承担许多不必要的痛苦和牺牲。但“告别革命”并非易事，改革的道路也并不容易走得通。特别是在那些革命已成为习惯，缺乏谈判和妥协传统的国家，变革往往是以改革开头，以暴力冲突结尾，不杀个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就难以分出胜负，最终还是回到了暴力革命的老路上。因此，像“光荣革命”这样“不流血的革命”的确并不容易做到。纵观英国历史，像光荣革命这样的例子也并非罕见，从中世纪议会制度、普通法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到十九世纪三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议会改革，处处我们都可以看到那种冲突与变革在发展中相融合的英国模式。因此，作为一种成熟而且成功的发展模式，英国的发展道路的确有许多我们可以借鉴和学习的地方。

　　要学习，就要对这些历史事件进行认真的个案分析，从中总结出经验教训。作为一个“最具有英国特色”的案例，屈威廉对光荣革命的分析和总结的确有许多独到之处，例如，他在分析光荣革命的影响时指出，光荣革命不仅确立了议会占主导地位的君主立宪制，更重要的是，它还为英格兰的宗教宽容和司法独立奠定了基础，而这两项成果对现代社会的建立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宗教宽容是思想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前提条件，而司法独立则是建设一个法治社会的基础。

　　“这种宽容和尊重法律的根深蒂固的习惯，在光荣革命后的一百年间深深地渗入了英格兰人的心灵之中，当新时代的压力——民主运动、法国革命、巨大的产业变革所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来临的时候，这种习惯产生了作用。……19世纪初，工业革命的受害者在为他们所受伤害寻求补救方法的时候，他们要求的是选举权和议会改革，而不是推翻整个制度。这种令人高兴的选择部分是由于我们的民族特性，但更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我们的国家制度，它使被压迫者看到了一条躲避灾害的途径。光荣革命从根本上挽救了王权和其他很多东西。”（本书，第93页）

　　另外一个需要提到的地方就是屈威廉的文风，屈威廉不仅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麦考利的政治观点，而且其叙事风格和文笔也深受麦考利的影响，两者都是文笔优美，叙事生动。麦考利希望他的历史著作即使在少妇眼中，也能和最时髦的小说竞争。屈威廉则认为他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要使自己所写的一切东西能使广大读者感到有趣，两人都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钱端升先生在评价屈威廉的《英国史》一书之所以被世人所推崇时，总结了四点主要原因：一是范围的广大；二是材料的宏博；三为文笔的卓绝；四为涵义的深长。认为屈威廉的著作中，“流畅的叙述，生动的摹绘及深刻的论评无一或缺。”

（光荣革命中登上英国王位的威廉三世）

　　事实上，这些评价几乎可以应用到屈威廉所有的著作中，例如在本书中屈威廉在总结托利党和辉格党光荣革命前后的区别时，用了一句简短，但却很精辟的评论：“1689年的革命解决方法不是哪一个政党的胜利，而是两个主要政党之间的一个协议：自己活，也让别人活（to live and let to live）”。一句“自己活，也让别人活”道出了英国现代两党制的精髓。

　　屈威廉的文风与其所信奉的历史哲学是密不可分的，和麦考利一样，屈威廉也认为历史的价值应该首先是其教育价值。屈威廉在1913年出版的《历史女神》一书中论证了自己所理解的历史学家的责任和任务，他反对将历史学完全科学化、实证化，反对专家垄断历史研究，认为历史应该是英国民族文学的一部分，而把历史当作科学的想法，是与把研究成果以吸引人的形式传达给广大民众的英国旧理想相矛盾的。他指出，史料本身永远不能说明我们想知道的一切，因为想像对揭露古人行为的原因是异常重要的。屈威廉宣称，摆在历史学家面前的有三项任务：第一是学术的任务；其次是使自己的想像自由的任务；最后是文学的任务。屈威廉断言，“历史就是故事”，它的“最后的价值……不是科学价值，而是教育价值。”

　　屈威廉关于历史学的思想是对19世纪后期盛行的科学万能主义和实证主义史学思想的一个有力反动，对英国二十世纪史学的发展影响深远。屈威廉反对把历史当作科学的思想，并不是说他不注重史料的客观性，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相反，屈威廉的治史态度是非常严谨的，他反对的只是打着科学的旗帜将历史学教条化、程式化的错误做法，从而使历史学失去其群众基础和生命力。他的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也有着很有价值的借鉴意义。

　　长期以来，由于意思形态等原因，屈威廉本人及其历史著作在中国备受冷落，虽然他的著作在国际历史学界影响很大，但他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的只有1926年出版的《英国史》一书，而且还是钱端升先生早在1931年翻译的，这不能不影响到我们对英国历史的了解。英国的历史发展道路以及国情与我国有着很大的差别，在研究英国史时，中国学者与英国学者之间在看待问题的方式上还是存在着不小的差别。作为一位深受自由主义和英国历史文化浸润的知名学者，屈威廉的许多观点我们未必会认同，但却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不同的角度看问题。

　　屈威廉思想渊博，著作丰富，笔者在这里的评述未必确当，只是想借本书中译本的出版之际，希望能唤起学术界的注意，将这位有着重要影响的历史学家的作品，能够更多地在我国翻译出版，不仅能填补上我国英国史、世界史研究中一些空缺，也能够使我国广大的普通读者更好地了解英国的国情和历史文化。建设一个民主与法治的社会，我们的确可以从英国的历史中借鉴到许多经验。

　　笔者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幸蒙商务印书馆杜廷广编辑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在此深表谢意。译文如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和行家指正。

　　本书译者宋晓东，祖籍山东聊城，历史学博士，201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英国史专业，现在高校任教，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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